許成鋼，經濟學家，現任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新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契約理論等。在中國轉軌經濟中對政府和企業激勵機製研究有特殊貢獻，2016年與經濟學家錢穎一共同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

　　蘇聯對中國製度的影響

　　跟中國直接相關的是蘇聯，中國建國實際上是從1949年、1950年全麵的把蘇聯製度搬到中國來，才形成的中國的製度，在以前中國是另外一種製度。

　　對比蘇聯時期的狀態和今天中國的狀態，有一點很清楚沒爭論的，就是蘇聯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於今天中國發展水平，蘇聯時期的科學、技術、軍事、國際地位和水平都超過中國的今天而且超過很多。

　　拿蘇聯和世界的前沿作個對比，首先看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最好的度量方式是人均GDP。蘇聯在達到頂峰的時候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比美國窮多了。而今天中國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五分之一，所以比當時的蘇聯還要低很多。

　　再看科學上麵的成就，在蘇聯時期，拿到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一共有17個，就是說蘇聯的科學家有17個人拿過諾貝爾獎，而美國是400個。所以蘇聯隻相當於美國的二十三分之一，而蘇聯作為一個巨大的國家，比起英國小得多國家來還差很遠，就是在蘇聯達到頂峰的時候也比英國還差得很遠，但是另一麵如果我們看軍事，蘇聯當時是軍事上超級大國，它的核武器、航天、導彈、潛艇這些方麵於美國的差距實際上都不是很大了。

　　這裏真正引起我們關注的重大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在正在興起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在這個時間裏蘇聯遇到了問題，它雖然有不錯的科學家，但是整體上的水平是不夠的。科爾內2013年出版的書，他把最近100年裏所有非軍事的重大的發明都給總結到一起了，屬於什麽企業什麽時間什麽國家，所有的重大發明合在一起差不多有90項，這90項目裏沒有一項是蘇聯或者俄國的，這很重要，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最重要重大的發明都產生於市場經濟，都是企業家發明的。

　　在第三次產業革命期間蘇聯曾經在研發上麵的開支占GDP的比例達到了世界最高，而且持續最高，在這種情況下它以最高的研發的開支去追趕美國和歐洲，結果是在一些關鍵領域裏它這樣子追趕它與世界前沿的差距不但不能縮小反而在逐年擴大。

　　最讓它頭疼的是計算機和集成電路，他們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方麵差距和美國逐漸在拉大，用各種各樣的辦法模仿、抄，結果抄的速度趕不上人家發明的速度，這是什麽原因呢，製度帶來的障礙——軟預算約束官僚體製。實際上蘇聯試圖改革它的製度，為的是讓它的創新能夠有所改善，為的是它能夠追上去，但是它連續改革二、三十年不得成效。這實際上是最終蘇聯製度崩潰的基本原因之一，他們認識到他們的製度出毛病了，在認識到製度出毛病的情況下還不能改，最後就導致人們普遍喪失了信心。

　　中國的創新和中國的製度

　　中國在最近的30多年裏在經濟學裏有一個重要衡量效率的概念，叫做多要素生產率，多要素生產率裏包括了製度的因素、管理的因素和技術的因素。在30幾年裏中國的多要素生產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實際上是來自於中國改革的裏的製度改革和製度創新，而所謂的製度改革製度創新說的就是市場和民企，在市場和民企大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在管理方麵模仿發達國家，技術方麵模仿發達國家，這些東西都是廣義的創新的重要的部分，中國人叫“山寨”各種各樣的反向工程，用這些辦法學別人的技術，這些合在一起都對中國的多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重要的貢獻，但是中國自己發明的東西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中國的多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非常小。

　　中國經濟新驅動

　　國際間有一個重要的機構由國際產權組織和兩個其他機構聯合創造了一個指數，叫做全球創新指數，中國在100多個國家裏排第25，這意味著中國落後於發達國家但是領先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

　　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裏邊有正麵的因素和反麵的因素合在一起才使中國排25，最大的正麵的因素是第一是中國的中學生的質量，中國的中學生的質量是怎麽度量的，是用國際通行的考試標準叫PISA，P、I、S、A，中國的PISA考的是中學生的閱讀能力、數學和理科合在一起的分數，中國的PISA考分是全世界排最高的第一名，所以超過全體的發達國家，第二是中國的頂尖最高的、最強的高等院校的排名在全世界的排名排得高，第三條是中國的申請專利的數字這幾年狂長，長得非常非常高，所以這三樣東西合在一起使中國創新指數變得很高。

　　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裏邊最大的負麵的第一因素就是製度，製度裏邊包括了有法製很弱、創業很難、監管不對勁，中國的政治穩定性和安全排很低，那麽利於創業的監管環境非常的低，所以如果創業本身很困難，那當然創新就很困難。

　　專利快速上升背後的意圖

　　中國專利申請最近上升得非常的快，從2015到2016有了不得了的增加。根據國際產權組織的估計用不了兩三年中國申請專利的數字就會超過美國。中國的增長速度世界第一已經持續很久了，經濟學家們非常關心中國的知識產權和中國經濟之間的關係，經過好幾個經濟學家多年的非常小心的、非常仔細的研究，有一個極端重要的讓中國和世界上國家都不一樣的結果，就是發現中國這些申請專利的企業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和他們的專利之間沒有關係，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很奇怪的一個結果。

　　企業為什麽要做研發，為什麽要去申請專利，專利是拿來幹什麽的，歸根到底這一切都是為了生產率，而生產率裏最能看得最清楚的應該就是勞動生產率，結果看不到。

　　這是國際間的研究者對全世界的專利做的研究，即便是發達國家也不是所有的專利都是有用的，大部分實際上是沒有用的專利。

　　有用專利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中戰略用途占比40%。什麽叫戰略用途，是指專利不是為了真的要改進生產率的，而是用來當武器用的。戰略武器什麽意思，指用專業圈住相關領域，在自我保護的前提下其他人無法使用，如果自身用到了就是商業用途。所以簡單的拿專利作為研發的成就是可以出錯誤的，這個數可以出很大的錯誤，因為專利和創新不是一回事。

　　大學製度與創新激勵

　　沒有大學就沒有創新，因為所有新的知識、新的人都是從大學裏產生出來的，而大學裏產生裏，第一重要的就是大學是否是自治的，隻有高度自治的大學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換句話說高度自治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條件，不充分但是它是必要條件，沒有這條是沒有可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

　　第一次產業革命相關的科學內容當然是物理學，而物理學集大成者牛頓從劍橋大學產生出來；實際重大的企業家對全世界經濟全世界的技術起了直接作用的瓦特，瓦特從格拉斯哥大學畢業。第二次產業革命裏邊的核心重要的突破性的物理學成就，是麥克斯韋的工作，又是劍橋大學，然後赫茲是第一個去驗證麥克斯韋的理論的，他畢業於柏林的洪堡大學。研究人工智能的兩組學者都是美國的大學的學者，第一個西蒙是卡梅吉隆大學，第二組是在麻省理工學院。

　　為什麽這些大學這麽厲害，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些大學百分之一百的都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的意思是他們完全由教授決定了三個方麵的最重要的大學的事物。

　　第一，大學的人事教授自治，人事包括誰來決定誰是校長，包括哪些教授可以招來，哪些教授應該得到晉升，也包括如何招生怎麽招生，教授說了算。

　　第二，大學的資源配置或者說整個學術界的資源配置。比如說美國的自然科學基金會，英國有相應的這些基金會，所有基金會百分之一百教授自治，是由同行評議為基礎來源決定資源怎麽配置。

　　第三，研究自治，在人事自治和資源自治能夠保證的前提下，研究當然就自治。，所以每一個教授尤其是在美國的製度下包括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教授完全獨立的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自己拿自己的，然後決定自己想要什麽。

　　製度是什麽

　　第一是法製產權的製度，它是為創新提供正確的動力的基礎，為創新提供正確的資源配置的基礎。

　　第二大類的製度指的就是四大市場，人力市場、資源市場、知識產權市場和產品市場，這四個市場內部之間的競爭決定了優勝劣汰機製，有沒有優勝劣汰的機製決定了中國的創新能不能走出去。這四大市場的秩序和四大市場的公平都需要法製，所以這就是為什麽一直不斷的在提法製。

　　另外為了要保障優勝劣汰、要保障要有這種創造性破壞製度的基礎，就必須要製度改革。必須要做的事情是硬化預算約束，而硬化預算約束推從製度上的具體的操作講企業的普遍民營化，因為國營企業解決不了軟預算約束問題，解決不了軟預算約束問題它就永遠不可能保證優勝劣汰，它就永遠會阻擋創造性破壞，它會不允許新起來的東西去威脅它。所以最終要所有的企業要普遍的民營化這才是製度的基礎。

　　最後一點當我們講製度改革的時候必須要有保障自由探索的製度的基礎，由此來保障金融、企業、大學自治，來保障研究者和企業家的自由。

　　在過去幾年中國的經濟已經連續多年持續下行，未來幾年會怎麽樣，最糟糕的時候過去了嗎？

　　中國的經濟的持續下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整體上從技術上講管理上講和世界的前沿之間差距還非常的大。以人均GDP度量中國才是美國的五分之一，非常大的距離要繼續追趕還很容易，沒有多少創造力去學別人，學的空間大得很。

　　但是為什麽還有這麽大的空間可以學就已經增長速度下來了呢，最大的原因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最大的原因是什麽呢，是因為全體中國居民收入占中國的國民經濟的比例過低。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需要非常基本的製度的改革才能夠導致讓全體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上去，現在這個比例過低，低到了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國家裏最低的，過低的比例當然收入低消費就低，消費低生產的東西就過剩，生產的東西過剩經濟就不能增長，就這麽簡單護頸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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